歷史的發展有這樣一種情形，一個小小的斗爭火種，有時會引發一場熊熊燃燒的革命烈焰。這一情形高度契合了1925年的中國革命形勢。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積極推動同中國國民黨的合作，逐漸加快了中國革命的步伐。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對外國資本家的罷工，就如同火種被點燃，迅速形成燎原之勢，迎來了以五卅運動為標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一）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共產黨于1925年1月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全國的黨員994人，陳獨秀作工作報告。會址在上海東寶興路，是租來一棟三層樓石庫門房子。會場設在二樓，布置成學校教室的樣子，有黑板、講臺、課桌，代表們每人都帶著英文課本，以備如果有人闖進來查問時，就說這里是英文補習班。
中共四大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地位，明確提出了中國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強調了工農聯盟問題的重要性，指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斗爭，中國革命的成功和無產階級領導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中共四大指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統治，還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在總結建黨以來尤其是國共合作以來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對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重大進展。
面對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中共四大對黨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等作了具體部署。中共四大提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即沒有革命的行動。要求重視黨的理論和宣傳工作。中共四大強調，“組織問題為吾黨生存和發展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決定設立中央組織部，作為“實際上真能指導地方之黨的組織”。大會還決定黨的組織體制是中央集權制，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同時，對黨員和黨的各級組織提出了明確的、嚴格的組織紀律要求。大會明確規定以支部作為黨的基本組織，強調黨支部建設應當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規定三個黨員即可成立一個支部，這是為迎接群眾斗爭高潮的到來做的重要組織準備。中共四大之后，各地黨的建設出現了一個新局面，其中湖南黨組織的工作做得尤為出色，中共中央稱之為“湘區黨的組織為各地之冠”。
與此同時，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群眾運動進一步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到1925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的工會已有160多個，擁有有組織的工人約54萬人。在廣東，已有20余縣成立農民協會，會員達20多萬人，并建立了全省農民協會。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推動和影響下，各地學生聯合會也十分活躍，會員有數百萬人。這些有組織的群眾已經不同程度地產生了反帝反封建的覺悟，為即將來臨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中共四大結束不久，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臨終之際，他在遺囑中明確指出，為了完成國民革命，“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共產黨人發表許多論述孫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業的文章，對這位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和中國共產黨的誠摯朋友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規模巨大的革命宣傳活動。大革命的高潮，就要到來了。
（二）中共四大以后，為了鞏固和擴大工人階級的組織，加強對全國工人運動的領導，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決定正式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會通過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總章》，宣布取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統一領導全國的工會，加強了對全國工人運動的領導。
1925年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的日本資本家槍殺帶領工人沖進工廠要求復工的共產黨員顧正紅。中共中央和上海黨組織一起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學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內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援助紗廠工人的街頭宣傳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向密集的群眾射擊，打死學生、工人13人，傷者不計其數。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以后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民眾的事件。
五卅慘案激起了全上海乃至全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多年來深埋在中國人心里的對帝國主義的怒火一下子噴發出來，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局面。為了加強對運動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專門機構。6月1日成立由李立三任委員長的上海總工會，同時成立具有聯合戰線性質的上海工商學聯合委員會，作為運動的公開指導機關。瞿秋白主編的《熱血日報》在上海創刊。五卅慘案后，一些報紙強調宣傳“公理”，瞿秋白指出：“哪有公理？只有熱血！”報名即由此而來。這是中國共產黨在五卅運動中創辦的一份日報，也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份日報，對推動五卅運動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6月11日，上海舉行群眾大會。到會的有20多萬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五卅運動的狂飆迅速席卷全國，各階層廣大群眾積極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北京、廣州、南京、重慶、天津、青島、漢口等幾十個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礦區，都舉行成千上萬人的集會、游行和罷工、罷課、罷市。漢口參加游行示威的群眾行至公共租界時，英國水兵開槍射擊，打死數十人，重傷30余人。漢口慘案進一步激起全國民眾的憤怒。五卅運動期間，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駐華的海陸空軍”“為死難同胞報仇”的怒吼聲。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浪潮，以不可遏制的浩大聲勢迅速席卷全國，這就是五卅運動。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五卅運動，是中華民族直接反抗帝國主義的偉大運動。它沖破了長期籠罩全國的沉悶的政治空氣，大大促進了群眾的覺醒，顯示了各革命階級、各階層民眾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聯合斗爭的巨大威力，給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擊，并初步積累了領導反帝斗爭的經驗。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黨員從1925年初的不足1000人，到年底已發展到1萬人，增加了10倍。不少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建立了黨組織，如云南、廣西、安徽、福建等。黨在斗爭中得到很大鍛煉，團的組織和團員隊伍也快速發展。
（三）國共合作以來，以廣州為中心，匯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了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特別是在五卅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國共兩黨合作進行廣東戰爭，完成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工作。
1925年初，孫中山北上，陳炯明乘機舉兵進犯廣州。在國共合作下剛剛組成的黃埔軍校校軍兩個教導團和許崇智部粵軍，在南部擊潰陳炯明部主力，控制東江地區，于4月間取得第一次東征的勝利。6月初，平息了楊希閔、劉震寰在廣州發動的叛亂。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隨后，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廣東的粵、湘、滇軍先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6個軍，共8.5萬人，共產黨人周恩來等分別擔任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共產黨人進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使這支軍隊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
1925年9月，原來已被打敗的陳炯明殘部，乘東征軍會師廣州之機，重新占領東江地區。國民政府進行了第二次東征，由于得到東江一帶農民協會會員的支持，東征軍在11月底全殲陳炯明余部，取得第二次東征的勝利。與此同時，國民革命軍另一部南征，消滅了盤踞廣東南部和海南島的地方軍閥勢力，廣東全省終于獲得統一，從而為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準備了比較可靠的后方基地。
在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由共產黨員起積極作用的黃埔軍校校軍和第一軍戰功卓著，對國民革命軍的其他參戰部隊起了帶動作用。毛澤東后來說：“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這種新氣象，對以后人民軍隊的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廣東興起的工農革命群眾運動，也給革命戰爭以極大的支援。工人糾察隊和農民協會會員，為革命軍偵察敵情、運送物資、救護傷員、困擾敵軍以至協助作戰，為戰爭勝利提供重要保證。東征軍到達海豐、陸豐時，農民自愿備送酒肉，慰勞將士。一份《東征參戰報告》記載：“軍隊所至，人民簞食壺漿以迎義師。關于給養及運輸，遂感莫大之便利”，充分表明了群眾運動在革命斗爭中的重要作用。
（四）與南方轟轟烈烈的革命高潮不同，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北方地區的活動完全處于秘密狀態，開展革命工作的難度也很大。但經過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的艱辛開拓，在鞏固發展黨的隊伍，組織工農民眾運動，擴大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以及爭取改造馮玉祥國民軍等方面，仍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1925年，北方工人運動逐漸打破二七慘案后的消沉狀態，得到恢復和發展。2月，京漢鐵路總工會恢復辦公。在總工會的領導下，鄭州各業工會陸續恢復和建立，逐漸掀起了以鄭州為中心的河南全省工人運動的新高潮。
10月，中共中央決定加強黨對北方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成立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簡稱“北方區委”），直屬中共中央領導，李大釗擔任北方區委書記，有力推動了北方黨組織的籌建工作。在李大釗指導下，以王若飛為書記的中共豫陜區委成立，負責領導河南、陜西兩省黨的工作。同時，根據李大釗意見，建立了張家口地方執行委員會。11月，建立了中共哈爾濱特支。12月，建立了中共石家莊特別支部。為了解決干部匱乏問題，在李大釗提議下，黨在北京建立了北方區委黨校，對北方黨團干部進行正規訓練。畢業學員對北方黨組織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中共北方地區黨、團組織有力推動下，北方革命運動迅速發展。其中，爭取關稅自主運動是影響很大的一場愛國運動。“關稅自主”，意指奪回由帝國主義勢力把持下的中國關稅稅率決定權和海關行政管理權。爭取關稅自主，是爭取國家獨立、維護國家主權的一個重要方面。1925年10月26日，中、英、美、日、法等13國代表參加的關稅特別會議在北京開幕。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增加附加稅、裁廢厘金和修訂中國關稅稅則等問題。中共北方區委決定利用這一時機，領導群眾開展大規模的斗爭，以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爭取實現關稅自主。在北方區委的領導下，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北京學生聯合會、反宗教大同盟、反帝大同盟等團體，不顧軍警阻撓和鎮壓，連續舉行集會和示威游行，反對關稅會議，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運動顯示了北方地區人民反帝的決心，并成為北京反奉驅段運動的先導。
（五）這一時期，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下，少數民族地區革命運動的火種也被逐漸點燃。
為了更廣泛地發動內蒙古各階層群眾參加革命斗爭，1925年11月，李大釗在張家口主持召開西北農工兵大同盟成立大會。農工兵大同盟的成立，是黨的聯合戰線政策和民族政策的一大成功，對西北、內蒙古地區的民主革命運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地處祖國西北的甘肅省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1925年10月，共產黨員宣俠父等人隨甘肅省代理督辦劉郁芬到達蘭州。他們以國民黨左派的身份，整頓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并在短時間內成立中共甘肅特別支部，把宣傳黨的民族政策、支持僧侶和藏族人民群眾反對軍閥作為重點工作開展斗爭。
廣西是壯族的主要聚居地。為了反抗帝國主義和桂系軍閥的統治，壯族青年韋拔群在東蘭、鳳山一帶從事農民運動，為廣西農民運動的興起奠定了基礎。1925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正式成立（后改為廣西特委）。南寧、東蘭、柳州、奉議（今屬田陽）、恩隆（今田東）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共產黨和共青團的組織。中國共產黨還選派大批優秀黨員和干部深入左右江地區發動群眾，組織農民開展武裝斗爭。
海南島也是少數民族較多的地區之一，其中以黎族和苗族為主。1925年，海南島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后，各地相繼成立工會、農會、學生會、婦女協會等革命組織。同年春，黎族共產黨員黃振士、鄭家齊、陳貴清等奉派到陵水縣工作，在半年多時間里，發展共產黨員130余人。
與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相比，黨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革命工作雖尚顯薄弱，但在這些地區撒下的革命火種，最終也燃成了燎原烈火。
（六）就在全國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同時，國民黨內的右派加緊了反共活動。
1925年6月至7月間，同蔣介石有密切關系的國民黨新右派戴季陶先后出版《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要求已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脫離一切黨派，作單純的國民黨黨員”。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廣州被暗殺，對國共合作事業是一個重大打擊。“廖案”后在廣東開展了肅清內奸運動，雖然打擊了國民黨右派勢力，但蔣介石卻利用這一案件，奪取了粵軍軍權，擴大了勢力。
同年11月，國民黨內老右派鄒魯、謝持等自行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非法宣布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形成西山會議派。對戴季陶主義和西山會議派，中國共產黨人發表了大量文章進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中共中央提出了“竭力贊助左派和右派的斗爭”和“到處擴大鞏固我們的黨”的方針，來對付國民黨右派公開的反共活動。
五卅運動后，革命群眾運動的高潮在全國掀起。看到群眾力量起來了，以兩面姿態出現的野心家蔣介石的反共活動便逐步加緊。戴季陶主義的出現，就是以蔣介石為首的新右派勢力抬頭的信號。這種新右派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危險性，革命高潮中也潛伏著巨大危險。
（七）1925年生動豐富的革命實踐為共產黨人提供了許多新鮮的經驗，錯綜復雜的革命斗爭又把許多缺乏現成答案的新問題提到共產黨人面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發展前途是怎么樣的？無產階級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應該采取什么態度？無產階級怎樣在國民革命中實現自己的領導權？五卅運動前后，黨的領導人在及時總結革命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把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關于革命性質和前途問題。五卅運動后，共產黨人對革命性質問題作了更進一步的探討。毛澤東、瞿秋白都發表了重要文章進行探討。盡管這時共產黨人還沒有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但是他們已開始從時代條件、革命的領導力量、斗爭目標等根本問題上，把這個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區別開來，為后來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思想條件。
關于資產階級和農民問題。五卅運動時，民族資產階級最初曾積極參加反帝斗爭并發揮過重要作用，以后卻妥協動搖，充分表現出它在政治上的兩面性。民族資產階級動搖、妥協而使工人階級陷于孤立，更說明農民斗爭是國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條件，農民是工人階級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軍。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第一次在黨內提出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1925年12月，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在該文中開宗明義地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篇文章代表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資產階級和農民問題的認識水平。
關于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五卅運動中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使共產黨人進一步認識到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重要性，并提出這種爭奪不能局限在群眾運動方面，還應當重視政權問題。這種認識，已經從一般地談論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提升到通過何種方式在斗爭中取得政治指導地位，表明中國共產黨對領導權認識的進一步深化。
關于武裝斗爭問題。在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黨開始注重開展兵運工作和加強對軍閥部隊的宣傳工作。1925年6月，周恩來在東征回師途中講演時指出，軍隊是工具，就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而言，“軍隊便是實現我們理論的先鋒”。中共中央總結了工人群眾在五卅運動中遭受軍閥武力鎮壓的教訓，提出要“有組織的去預備武裝工人階級中最勇敢忠實的分子，應當繼續擴大工人自衛軍的組織”，組織青年工人武裝隊，“在中央委員會之下必須設立軍事運動委員會”，以加強對軍事工作的領導。此后，在周恩來、陳延年等人努力下，以原大元帥府的鐵甲車隊為基礎，于1925年11月成立以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這個團的骨干是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團里建立了共產黨的支部。這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第一支正規部隊。
這些認識和理論的提升，來自于1925年生動豐富的革命實踐，反過來又對推動革命事業繼續發展起了重要指導作用。當然，這種提升仍然是初步的和探索中的。正如毛澤東在1925年秋所作的《沁園春·長沙》中所描繪的那樣，既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豪邁，也發出了“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感慨，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中國共產黨人的探索心聲。
